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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商务片区于家堡环球购开业
2020-05-19 16:05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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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北京最大的农业国企,自贸试验区的诸多便利条件促使其在东疆布局。天津首农东疆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志清说,依托自贸区的政策,他们从东疆港进口饲料作物,目前已经将产业链延伸到了北京、河北以及山东、山西、河南等地。

“随着各项制度创新举措落地实施,金融开放创新的红利初步显现。”阎庆民介绍,“金改30条”正式发布,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融资租赁收取外币租金等10项创新措施落地;租赁业继续全国领先,截至去年底,自贸试验区各类租赁公司达到1754家,租赁飞机累计超过600架,约占全国的90%,租赁船舶达到80艘,约占全国的80%。

“为加强税收协调,天津自贸试验区还建立了跨省市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统一平台”,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改革局副局长王庆声介绍,京津冀三省市国地税部门建立统一互联网办税平台,实现资质互认、征管互助、信息互通,大大提高了企业个人跨地区办税便利化水平。

2016年首日,天津市双创特区“双创通”企业管家服务平台在中心商务片区上线运行,集成了生成服务订单、自动匹配服务管家、服务动态全程跟踪等功能,通过注册登录“双创通”平台,企业和个人即可享受专职服务管家带来的基础、运营服务和各类对接服务。

“在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带动下,天津正加速成为北方的金融高地。”蒋光建坚定地说。

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片区亦是如此。目前我国北方唯一一家民营银行天津金城银行、国内规模最大的公募基金公司天弘基金等700余家金融及类金融企业已在此落户。

“双创通”只是天津自贸区服务企业的举措之一。天津自贸区挂牌一年来改革成效显著的背后,是政府自我转变的行政管理及监管体制,改变的不只是制度,还有思维方式。

2015年7月,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通过其注册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的项目公司,从法国空客公司购买一架a320飞机,以离岸租赁业务模式交付给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公司,开创了国内首单“两头在外”的飞机离岸租赁交易。

阎庆民认为,关起门的天津,永远是小天津,发展自贸区就一定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立足京津冀大战略。目前,天津自贸区在京冀地区设立了10个无水港,实施了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整体通关物流成本减少近30%;实行京津冀跨区域检验检疫“通报、通检、通放”和“进口直通、出口直放”一体化模式,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南开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中国自贸试验区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栋认为,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天津就是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表明,只有产业聚集才会产生放大效应,天津借助自贸区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必然对京津冀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

行政审批简化不等于放任不管。过去的一年,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天津率先以地方立法形式出台《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滨海新区法院专门设立自贸试验区法庭;天津市仲裁委成立自贸试验区国际仲裁中心和知识产权仲裁中心;自贸试验区还编制了制度创新风险防控措施清单、建立市场主体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制度和市场监管随机抽查联合检查制度,“守法经营一路绿灯,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以前对政府官员的印象是喝茶、看报纸,但自贸区完全打破了我们这种印象。第一次见政府人员为我们加班加点,比我们还着急。”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李光说,融资租赁公司从批筹到开业通常要半年,而他们在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片区只用了一个半月。

“制度创新是天津自贸区蓬勃发展的动力之源。”蒋光建说,在商务部拟向全国复制推广的21项自贸区创新成果中,有9项来自天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活力,推动市场主体实现井喷式增长,新增市场主体1.4万多户,注册资本近4000亿元。

2015年底,位于天津自贸试验区机场片区的欧贸中心地下商业街全面开业,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几万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既有完税的,也有保税展示交易的。副总经理杜健说,由于是从海外供货商直接采购,完税状态下也比海淘代购便宜10%左右而且保真。

位于天津自贸区的东疆保税港区,在上个世纪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就在这片填海造出的荒滩上,却绽放出令人惊艳的“融资租赁”之花——东疆已是我国金融租赁业的第一高地。

2015年4月27日,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一周后,天津金城银行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正式开业。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同名再现,寄托着国家和业内人士的期待。“老金城银行当时的一个使命是实业救国,而我们现在的使命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都是因为时代需要而设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脉相承的。”天津金城银行行长吴小平说。

时间回到100年前,天津是当时的北方金融中心。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称“北四行”,除大陆银行外,三家银行的总行曾都设在天津。

自贸区的干部们希望,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天津能重新找回“北方金融中心”的荣耀。

天津,156年前便是开放门户。改革开放后,天津的开放步伐也始终领跑北方各省。2015年4月21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将对外开放再次推进。

“自贸区改革,不仅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还得让老百姓买得到、买得起。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蒋光建说。

“服务带动京津冀是国务院对天津自贸试验区提出的特殊使命。”蒋光建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是一个内向型的战略,主要目的是解决新时代条件下大城市的科学发展问题,而自贸试验区是一个开放型的战略,这两个战略怎么对接是他们一直致力破解的难题。

走在天津的五大道,鳞次栉比的西洋建筑,仿佛仍在诉说“九国租界”的辉煌与屈辱。当年英租界的“跑马场”,如今已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公园,而公园内的“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则销售着世界各地的商品。主客更迭之间,是“被动开门”到自由贸易的巨变。

“当年我们就是拿着国家的一纸批文来这片荒滩上创业的。跟别的城市相比,我们没有特殊政策,我们有的只有懂金融、肯服务的政府团队。”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忠东感慨地说,“我们各个部门共有40多人为融资租赁服务,2015年为东疆带来了40多亿元的税收,人均1个亿。外企见到我们,说我们不像政府的人,像硅谷的人。”

2015年4月21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这是中国北方唯一的一个自贸区。回望过去的一年,金融制度大胆创新、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快速提升、区域服务带动效果显著、行政管理效率明显提速——天津自贸试验区再次为中国北方打开了一条“对接世界”的通道。

对于自贸区,市民感受最深的,是“洋货”。2015年“双十一”,中心商务片区于家堡环球购开业,来自意大利、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一大批知名商家入驻,天猫国际跨境电商体验店、各国特色商店、主题公园和街区汇聚于此,开业首日客流量近10万人次。

形形色色的“新洋货”,源自总体方案中关于“保税展示交易平台”的内容。据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蔡庆锋介绍,保税展示交易是在海关监管下让进口商品在保税的状态下展示,消费者购买时进行完税,方便卖不掉的商品退回保税区或者国外。

居住在天津滨海新区的王晓东,常去“保税店”购买德国啤酒。在他看来,天津自贸区的挂牌,让他和世界的距离突然拉近。而这一年间所有的变化,又是真真切切的。

“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认为,设立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新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大决策。天津自贸区的发展,不能依赖优惠政策和税收洼地,而是要依靠深入的行政体制改革,让改革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空客a320总装线落户多年后,其所在的天津自贸试验区机场片区已然成为中国航空产业的高地。据天津空港经济区管委会贸易发展局局长鲍健介绍,机场片区目前有空客天津a330宽体机完成及交付中心开工建设,加拿大庞巴迪公务机维修项目主体竣工,还吸引了海航发动机维修等龙头项目落户。“我们出台了知识产权服务、融资支持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吸引高端企业、打造研发基地;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服务整个京津冀地区。”鲍健说。

2015年4月,天津自贸区推出了自主制度创新清单第一批122项任务,涉及政府职能转变、投资与贸易便利化、金融改革创新、要素集聚与流动等四个方面;2015年10月,又推出了第二批制度创新清单,包括政府服务和监管创新、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等四个方面53项任务。截至4月13日,两批175项制度创新举措有128项已落地实施。

图为市民在天津自贸区于家堡全球购商业街跨境商品直营中心内挑选跨境商品。 记者 岳月伟 摄

首农牧业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缩影。2015年,天津自贸区引进的内资中有43%来自北京和河北,许多企业在天津自贸区落户之后,又以优质的服务和产品反哺当地。

佟家栋表示,“金改30条”明确提出设立两只与京津冀相关的基金,两大基金在天津自贸区落地之后,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使得天津自贸试验区在京津冀产业布局重构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下一步还需进一步加强京津冀对接协调,确保自贸区试点的成功改革经验率先复制推广到京津冀地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持续的制度创新也使得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天津自贸区挂牌一年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顺利实施。2015年新设外资企业657家,占全市55%,其中95%通过备案方式设立;今年1-3月,新设外资企业196家,增长89%,注册资本536.3亿元,增长118%。

天津在历史上成为工业城市源于洋务运动。彼时,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电报总局等军用民用企业纷纷建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已建成一座工业部门齐全的工业城市。今天,在自贸试验的背景下,对外开放和先进制造业再度成为天津发展的两大主题,持续辐射京津冀发展。

“新洋货”只是天津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改革产物中的冰山一角。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说,挂牌一年来,自贸区建立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行海关免费报关;天津检验检疫局实行了检验检疫分线监督管理模式,一般货物“一线”只检疫不检验,最大限度放开;天津市获批全国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和综合试验区,保税展示交易和进口商品直营等业务顺利开展。

正因如此,此轮由自贸区带来的进口商品集散中心,也被天津市民形象地称为“新洋货”。

过去的一年,天津自贸试验区实施了“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平台管信用”等“十个一”的政府职能改革。三个片区全部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承接了241项市级审批权限,建立了综合受理单一窗口,审批机构大幅精简,审批人员减少65%,审批效率提高了75%,并在全国率先全面实施“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

“尼泊尔总理奥利3月访华时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工银租赁航空金融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刘江兴奋地说。他把这单业务的成功,归结于天津自贸试验区对租赁业务的进一步拉动。

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史继平说,“招商引资就像小伙儿找对象,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好的服务。我们不是在招商,是在给政府找对象。”为加强金融服务,中心商务区的金融服务局建立40多人的专业团队,商业保理、融资租赁等各个金融门类都有专业小组服务。

“改革的最大障碍不在体制而在观念,国家自贸试验战略的落实,难就难在政府自我动刀。我们宁可自己忙一点、累一点也要让市场主体过得舒服一点,让他们充分享受改革释放的红利。”蒋光建说。

事实上,对于“洋货”,天津人并不陌生,甚至有着“复杂感情”和“独家记忆”。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在开埠后的30年内,天津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从开埠之初的白银1300万两,增加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5000万两,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贸易口岸。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天津港口功能逐步完善和贸易量的增加,“洋货市场”在天津塘沽兴起并远近闻名。各种进口货物和各路走私而来的收音机、大彩电等令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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